文｜巫殷昕
广州素有“花城”之美称，其来源大约可追溯到古时候城门口的素馨花市。清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记载，花市“在广州七门，所卖止素馨，无别花”；“富者以斗斛，贫者以升，其量花若量珠然”。素馨花市逐步演变为如今的广州花市，只是素馨花今人已难得一见，其香气也淡出了人们的记忆。
小说《海晏志》的出现，让素馨花穿越千年时空香气不散，一幅北宋时期的岭南风情画卷徐徐展开在读者面前。
《海晏志》。
蒋述卓教授在该书序言中写道：“在当代文学叙事中，宋代岭南的海洋记忆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。张淳的长篇小说《海晏志》恰恰选择了这一被忽略的时空锚点。”诚然，广州是繁华千年的商都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，在北宋时期因海洋贸易繁盛设立市舶司，素馨花正是由蕃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带入广州。《海晏志》以北宋时期的广州为背景，通过主人公田小双与崔无忌的商业打拼与个人成长，展现素馨花种植、瓷器工艺、市舶贸易、宋蕃融合等具有地域特色的岭南元素，以“地域文化符号”（花、瓷、香药）为脉络，凸显岭南文化细节的“在地性”与“专业性”，“活态呈现”岭南物质文化，是一部聚焦岭南“海洋商业文明”与“宋代市井文明”的小说。
作为历史虚构小说，《海晏志》跳出了架空叙事的窠臼，将故事背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。如小说开篇以公元970年的时间节点切入，援引北宋最早市舶司落地广州、潘美出任广州首任市舶使的史实，结合《宋代海外贸易》《文献通考》等史料记载，还原了宋代广州“金山珠海，天子南库”的贸易地位，以及广州港市舶收入独占全国十之八九的繁华盛况，为全书奠定了真实的时代基调。
在制度与社会风貌的刻画上，《海晏志》结合宋代社会变革，还原了放开人口地域流动、商人子弟可科举入仕的政策，描画了宋代海商“合股”经营、平民参与海上贸易的社会根源，让人物的选择、行业的兴起都贴合时代逻辑。这些基于史料的叙述，为虚构的人物故事搭建了立体的历史舞台，让情节扎根于符合时代背景的历史脉络之中。
这些命题的挖掘，让小说不仅具有“地域小说”的特性，也具备了“宋代社会史切片”的深度。
小说展现宋蕃融合与人物群像的“包容性”，塑造了多元的人物谱系：蕃人制香师骆驼鹤、蕃女塞壬，甚至“罗勒为蕃人遗孤”的设定，均展现了宋代广州“华蕃杂处”的真实图景。其中，塞壬从“被洛蠔生圈养”到“随罗勒回广州”的成长线，不仅承载“海洋文化包容”的主题，更通过她的“歌声异能”（震退海盗、化解危机），为严肃的历史背景注入文学的浪漫色彩。
在《海晏志》里，素馨花、龙涎香、瓷器这些宋代岭南的风物没有游离于故事之外充当背景板，而是化作主要人物成长的核心线索，将时代发展和个人成长紧密结合。
主人公田小双出身经营素馨花产业的田家，素馨花虽在北宋市井风行，但也面临种植泛滥、市价被摊薄的现实困境，这是摆在田家面前的生存难题。田小双为了破解家族困境，萌生出制作“素馨龙涎”的构想：把素馨花香赋入龙涎，造出独一份的素馨龙涎。这条创业线索，源于宋代香药贸易的时代背景：彼时广州是全国香药集散中心，龙涎属于价值极高的舶来品，市舶司管控香药抽解、纲运，蕃汉制香技艺互相交流融合。
感情的波折、家族内部的分歧、尹惊涛带来的机遇与风波、市舶司龙涎务的专营风波，全都围绕在这条“素馨龙涎”创业线上。经历种种波折后，田小双褪去少女意气：她看透商业博弈，产业立足不靠独家秘方，而在于原料、工艺、口碑与用心经营；重返田家主持花场，她务实经营，兼顾花茶、香材多种品类，把素馨花打造成田家的招牌。素馨与龙涎，既是她的事业，也是她成长的映照，照见她的见识、韧性与格局。
另一位主人公崔无忌，成长则依托宋代广州外销瓷的行业大背景。崔家是西村瓷窑世家，早期崔无忌是典型的纨绔子弟：他耽于玩乐，科考屡屡失利，不识瓷艺，对家族窑业漫不经心，对待婚约也轻浮莽撞，仰仗家势度日。宋代瓷行竞争激烈，同行暗中构陷，散布谣言，崔家就此失去赏瓷会主办资格，被排挤于祈风大会之外，家族声望一落千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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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如其来的危机给了崔无忌一记当头棒喝。他收起嬉玩心性，开始反思“稚子怀玉行于市”的道理，明白不能一味依赖世家家底，守业也不能只靠旧日声望。他放下身段，借鉴田小双的思路，在家瓷窑旁搭建免费的岭南茶舍，用自家上好瓷具搭配素馨花茶接待往来客商，不靠旧权贵长老站台，转而面向广大商客积累口碑；摒弃一味炫示镇窑重宝的做法，在赏瓷会展出面向民间与海外市场的褐彩碗等实用的日用瓷。
《海晏志》展现了一幅鲜活的宋代广州海洋贸易图景，以小人物的成长映照大时代的变迁，让千年之前的海晏风清、商贸繁华、人文交融，在文字中鲜活重生，让素馨花再度香飘广州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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